打造高水平开放市场环境，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当前，“三驾马车”中消费复苏依然乏力，投资带动增长的边际作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稳定外贸外资基本盘的作用愈发突出。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关系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关系到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建议如下：
一是加大政策支持，引导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强创新。加强贸易促进。加强对重点市场非商业性境外办展的支持。加大对外贸企业出口信贷和出口信保支持力度。完善优势产品出口支持体系。继续推动光伏、风电和锂电池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加强贸易创新。指导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和跨境电商综试区差异化发展，鼓励地方探索创新。
二是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资企业融入新发展格局。扩大市场准入。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扩大国内大市场吸引力。确保公平竞争。开展外资法及其实施细则落实情况大检查，确保外资企业在政府采购、要素获取、市场进入及政策支持等方面与其他市场主体享受平等待遇。做好服务保障。继续发挥重点外资项目工作专班和外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作用，及时解决外资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发挥开放平台的引领作用。加快推进自由贸易港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接国际高标准的步伐，完善国家级经开区动态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
三是深化多双边合作，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建以我为节点的亚太产业链供应链，建设资源利用型、农业产业型等境外经贸合作区。扩大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加快推进自贸协定谈判和升级谈判。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当前经济的不确定性与可能选择
在不确定性中复苏是当前经济的基本特征，“不确定性”是指，复苏环境的不确定性并未持续收敛；“复苏”是指，我们正在努力摆脱三年来全球疫情等因素综合造成的负面影响，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当前，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大，中国经济难以独善其身，国内经济恢复性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财政货币政策传导受阻，亟待体制政策创新。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创新宏观调控模式。2008年以来，地方承担的宏观调控责任不断增大。现在我国地方债的规模超出了中央债的规模，这种主要依靠地方的宏观调控模式效果在下降，而风险在上升，应当归位，让宏观调控的决策、执行完全回归中央。
二是加快各项体制改革创新。按照中央改革文件精神，事权、支出责任应当适当上移，避免地方小马拉大车。一些事权履行的空间单元，应根据城镇化、人口分布趋势，调整优化布局，根据不同事权特性在全域、省域、市域、县域之间进行配置，避免一刀切和上下一般粗。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打破静态的地域基准“跟人走”。社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项目应瞄准经济社会的主体空间形态，布局的空间单元应从县乡上移到市域以上，人口净流出、且发展潜力小的地方，应当减少项目布局。
三是降低政府债务成本。中央地方债务存量越来越大，尤其是地方债务利息好比落雨天背稻草，越背越重。这也是地方财政紧运行的重要因素。我国利率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与社会平均利润率相比依然偏高。应当建立一体化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新框架，从国家治理的高度发挥好两大政策的合力。
关于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随着全社会数智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围绕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三方面思考和建议。
第一，把握信息和能量融合创新趋势，发挥数据要素的创新引擎作用。数据作为信息的主要载体，深度融入能量运用和转化的全过程，引发“瓦特+比特”的融合聚变。建议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等政策要求，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促进数据跨行业、跨区域、跨领域流通共享，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第二，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创新，以科技创新驱动社会生产力进步。建议强化以5G+光纤“双千兆”为核心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算力网络、通用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布局，打造一批产业级的能力开放平台，进一步完善科技、资金、人才等方面配套政策，构建新型信息服务体系，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建议在国家层面出台相关的产业扶持政策，强化对于高质量数据、高性能算力、高标准算法的统筹协调，推动产学研用深度合作和协同创新，有力把握发展先机。
第三，推动信息服务和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创新，不断满足需求、引领需求、创造需求。建议聚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领域、关键环节，加快培育工业互联网、车联网、元宇宙、数字政府等新业态新模式，发挥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培育更多“专精特新”企业，携手打造应用示范标杆、形成规模突破，不断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
发挥私募股权基金在服务实体经济中的独特作用
稳投资作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关键在于扩大有效投资。私募股权基金作为资本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引导带动社会投资、服务实体经济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私募”是非公开募资的一种形式，不同所有制的市场主体都可以运作私募股权基金，有利于丰富我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更加适应我国经济创新发展的内在需要，还可以有效放大国有资本功能，为更好发挥私募股权基金在稳投资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是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加快完善基金行业监管制度，提升科技监管水平和数据治理能力，扶优限劣，更好营造高质量发展环境。坚持从严监管，督导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机构强化内部管理、增强合规意识、规范信息披露，不断提升基金运作能力。
二是支持引入更多源头活水。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允许银行自有资金、理财资金等通过创新产品设计等方式，向国家级基金、政策性基金或专项基金出资，建立可持续出资机制。鼓励养老基金、保险资金等“长钱”规范进入私募股权基金。
三是加强投资方向引导。支持专业规范、效益良好的国资机构设立国家级基金、产业链基金或专项基金，同时探索制定国资基金投早、投科技的支持政策和容错机制，有效支持实体产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更好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三个作用”。
四是重视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作用。建议允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经授权发行特定目的的专项债，所募集社会资本用于多层次资本市场运作，构建实体产业和资本市场间更加畅通的连接渠道。
把稳就业、稳制造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从全年看，预计能够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难度最大的是稳就业，潜在风险最大的是制造业不稳。为此，要把稳就业、稳制造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建议采取以下重大举措：
1．实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降成本专项行动。建议实施就业增加与税收优惠挂钩政策，对轻工、纺织、电子信息产品加工贸易等行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适当降低征收企业所得税，降低职工社保缴纳比例，按实际厂房利用率征收加工贸易企业租金。
2．切实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要建立全国惠企政策服务平台，简化税收优惠政策办理程序，加强政策宣传。通过大数据等手段，建立中小微企业“不来即享”的减税降费政策落实机制。督促各地严格收费公示，不得价外加价、价外收费。
3．扩大消费品工业国内市场需求。要进一步加大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化清洁改造力度。启动实施新市民安居工程。利用税收和信贷政策激励房地产开发商，建设筹集面向农民工群体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在一二线城市建设筹集面向新入职高校毕业生的长租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并建立政府、企业、社会、个人成本分担机制。
4．支持在中西部地区建设先进制造业特区。发挥我国地理空间广阔、发展梯度大的优势，在湖北、安徽、成渝双城经济圈、云南、广西等中西部地区选择优势地区，建设“先进制造业特区”，积极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
5．大力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启动《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进程，开展清理政府国企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专项行动，推进教育、医疗、金融、电信等对民营企业开放，将民营企业牵头或总承包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比例适当提高。
从硅谷银行风险事件看如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3月开始，以硅谷银行、瑞士信贷为代表的部分美国中小商业银行与欧洲大型商业银行相继爆发危机，尽管在监管部门及时救助下暂时平息，但在欧美央行激进加息导致流动性收紧的背景下，其银行业资产负债表的脆弱性逐渐暴露，流动性风险及信任危机仍不容忽视。
我国经济开局良好、监管政策适宜、银行总体经营稳健，对欧美银行敞口不大，预计本次事件对我国商业银行影响有限。当前我国处在低通胀经济环境中，利率水平相对较低，银行面临资产荒，利率风险等仍然需要重点防范，需“三位一体”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