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泽琳：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2022年06月13日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回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形成的过程，不难发现，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把中华民族历史观作为这一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2012年，他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2019年，他用“四个共同”阐明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核心内涵，即“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2021年，他第一次提出了“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历史观正确与否，关系人心聚散、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提出，将中华民族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是不同于传统的“中国民族史”的一种全新的“大历史观”。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中华民族历史的书写缺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观视角。一方面，中国历史书写体系总把民族史单列一类，从司马迁写《史记》开始，“二十五史”基本上采取了以“列传”的体例将民族史写入中国史的传统。这种传统影响了现当代中国民族史的建构，即将民族史作为中国史的一个专门史来书写。在以王朝线索作为历史书写脉络时，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化内-化外”的叙事结构，其实质是“华-夷”意识的不断弥合和变奏，到今天演变为一种“边疆-中原”“汉族-少数民族”的结构意识。另一方面，现代中国民族学和民族史学以“一族一史”的书写方式完成了55个少数民族的历史编纂。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的目标，为少数民族编写简史成为当时学界的重要任务，分族别写史的少数民族史书写思路成为民族史的主流。这种“分族写史”的书写方式基本完成了“中国民族史”的书写任务，但还没有完成“中华民族历史”的书写任务。
近100多年来，西方从未停止从历史观着手进行意识形态渗透。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历史和文化危机，西方史学界一直在讨论“什么是中国”“谁是中国人”这两个问题。一些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人种西来说”甚嚣尘上，背后的隐喻是对中国人种、中华文化乃至中国政体的历史合法性的质疑。100多年过去了，西方对中国的意识形态争夺从未改变，甚至愈演愈烈。西方学界依然在努力从历史上分化瓦解中华民族的根基，近些年来更是将日本学界近代别有用心炮制的“征服王朝论”进一步扩展和深化，又出现了“内亚史观”“新清史观”等学术思潮，其背后的隐喻是否定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否定中国历史的连续性。
习近平总书记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发展脉络，提出“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及时而必要，具有历史前瞻性和重大战略意义。面对当前西方史学理论中对冲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合法性的杂音，我们必须要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挑战的深层次问题。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39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
要树立“大历史观”，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就是要求我们把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就是要准确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历史脉络，准确认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准确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我们需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研究。坚持以“四个共同”的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加强中华民族历史研究，形成完整的史料体系、话语体系。重点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研究，并将业已完成的“中国民族史”的民族史学体系，逐渐转变为“中华民族史”的书写。
第二，在大众公共文化生活中保证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的知识占有率。通过各类大众媒体、博物馆资源、文艺汇演等文化形式加强社会宣传教育，打造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充分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文化资源和作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文化形象。
第三，强化意识形态阵地意识。正确区分政治原则、思想认识、学术观点，积极稳妥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意识形态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引导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变进程中寻根，让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历史之根”，让广大的中华儿女根有所依、情有所共。
（作者赵泽琳，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民族宗教教研室讲师）
徐锋：坚守维护“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格局
2022年06月08日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在内的革命进步力量团结一致，共同完成协商建国历史伟业，确定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确立了党的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有机统一的新型政党制度。该制度兼具现代性与民族性，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它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以人民为中心，以合作、参与、协商为基本精神，以团结、民主、和谐为本质属性，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优势。它保障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形成“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格局。我们今天所以要长期坚守、维护这一格局，就是要紧密团结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肝胆相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捍卫者，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社会无法在旧社会母体中自然孕育生长，所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向来离不开理论实践的开拓探索以及进步力量的团结奋斗。这就要靠先进阶级的先进政党来做动员、组织、协调，来引领正确方向。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事业。人民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真正主人。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到中国社会及中国革命、建设的特点和需要，一向着力结合民心向背、力量对比来把握人民内涵——它实质上就是包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的广泛政治联盟，党的领导是其形成、巩固、发展、壮大的前提。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特别是政治方向和原则、重大决策上的领导。在我国，不要党的领导、不坚持和改进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对自身根本利益的认识就会模糊不清，就不能为之团结奋斗，社会主义就会偏离正确方向、失去根本保障。
支持、保障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履职尽责并充分发挥作用。这是紧密团结他们的需要，也是中国民主实践、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在中国，如何协调处理一致性、多样性关系，能否促成和巩固一体多元、多元一体向心团结的政局，历来是关乎兴衰存亡、治乱安危的大事。在现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有赖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广泛持久的大团结。团结不可无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的自我规定，也是共产党人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包括民主政党的不二之选。中国民主不搞苏联式一党制、不照搬西方式多党竞争，因为在人民这个大联盟里，盟友们应当也只能商量着办事。在中国，共产党人团结自己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的主要方式，是与之协商合作，是支持和保障其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在中国共产党看来，有监督比没有监督好，一部分人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共产党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则可从其他角度看问题、出主意。这样，问题反映得更多、处理得更全面，就更有利于下决心、做出更恰当的决策。即便出了问题，也很容易纠正。因此，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正是团结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这种方式，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更能实现广泛的利益代表、体现一致的奋斗目标、促进科学的决策施策、保障有效的国家治理，并源源不断将这些特色、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及政治团结的高效能。
支持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加强自身建设。新时代新征程上要继续不断夯实多党合作、团结进步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不是在野党、反对力量，不是旁观者、局外人，而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挚友。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作为诤友、挚友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政治上越进步、自身建设成就越突出，就越能充分发挥作用，就越有利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实现共同理想，中国共产党负有协助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加强自身建设的政治责任。要认真贯彻落实“三个文件”精神，倾力支持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自身建设。要完善和发展新型政党制度，丰富理论内涵、健全制度体系、激发制度效能，为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自身建设提供更好的条件。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要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不断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深刻理解对参政党性质地位的科学界定，锚定自身建设的目标任务；要深刻领会强化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意义，深化对自身职能使命的认识；要自觉遵循“四新”“三好”要求，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