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亮谈稿子铺写作
“东方亮”系省委研究室主任康旭平，这是他在2015年《秘书工作》上发表的12篇谈稿子铺写作的文章，整理出来与大家分享。作为正厅职，这位从镇江走出去的镇江人，正如他的笔名一样，已然看到了东方亮，而有着类似周遭且感同身受的我们，依然还在苦苦等待中苦苦坚守......不知何时才是个尽头！
要走“需要之门”不要走“省事之门” 15
文学素养可助力 22
片言只语可做大文章 27
“白天拎包、晚上写稿”的益处 34
功夫最好下在前面 40
面壁苦思方得破壁之功 46
总得写出些“道道”来 54
力所不及当借力 61
做“眼”之功不可少 67
迈向“自由王国” 74
曾把天亮做信念
东方亮
那时住的是简易平房，窗子临着街巷，桌子搁在窗下，当我隔着窗帘听到早起忙碌的人匆匆而过的脚步声时，便知道天已亮了，而此时我的“讲话”一般也接近尾声了。
一
初入写领导讲话稿这个行当，是在二十来年前。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二十六七岁，在区政府办公室工作，由接电话值班、登记传递文件的文书，转做区长的秘书。那时市县党政办公室系统的工作分工没有现在这么细，做秘书除了要搞好领导日常服务外，写稿子是极重要的内容，主要是领导的各种讲话、报告。你跟着哪个领导做秘书，相应的这些材料就由你承担。我给区长做秘书之前，并没有写材料的经历，虽然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也写过一些东西，但那不是一码事，因此要揽写讲话稿这个“瓷器活儿”时，确实还没有“金刚钻”。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每有写讲话稿任务，我的状态大致可用“懵懂、没底，但无退路”来表述。说懵懂、没底，是下笔之前似乎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架构，更不可能列出详细的写作提纲、大小观点，加上那时的材料依托、资讯占有等，远没有现在互联网条件下这么便利，一个主题之下写些什么，又能写出些什么，真是一点底都没有。说没有退路，是因为到时到点你得把稿子直接交给领导，有时甚至是头天交代的，第二天就要去讲，中间既无人替你分担，自己也没什么回旋余地。怎么办呢？只能“硬上”，能写出来写出来，写不出来也要写出来！
于是，有一个场景便在那段时日里常常出现：晚饭后，洗漱毕，孤灯下，便开工，一夜无眠到天亮。那时候是手写，圆珠笔，方格稿纸，一页三百个字，一般要写十几页纸。十几页纸也就三五千字，花上一个通宵的时间，显然不是正常书写的速度，中间无疑遭遇许多磕磕绊绊的坎儿，或像挤牙膏似的一句一句整，或像跋涉在泥泞之地，半天走不出几里路。时间总是悄无声息地溜走，如果午夜时分进度已经过半，心中便有一丝慰藉。那时住的是简易平房，窗子临着街巷，桌子搁在窗下，当我隔着窗帘听到早起忙碌的人匆匆而过的脚步声时，便知道天已亮了，而此时我的“讲话”一般也接近尾声了。
在这痛苦的“分娩”过程中，支撑我的最强烈的信念就是，天亮时“孩子”一定会生出来。第一次是这样，后来一次又一次也都是这样。直到现在，那一幕幕场景仍深深定格在我的记忆中，我认为也是对干写稿子这活儿的一个写照。
二
秀才写文章“比生孩子还难”的笑话，大家都听说过。类似的故事也曾真实地发生在我的身边。一则是我们办公室的一位老秘书，中学语文老师出身，写得一手好字，每每写材料时，就猫在家里不动了。他要的是清静，却扰得别人不得安生，一会要墨水，一会要头痛药。无奈写稿子是大事啊，当时还在“打杂”的我便骑着自行车一遍一遍地往他家跑。他家的门楣上钉了块“×宅”的牌子，让我至今记忆犹新。还有一则是邻县的一位秘书，熬夜写领导的讲话稿，到了早上才开了个头，急得号啕大哭。所幸的是，这样的情况终究没有在我身上发生过，亦似有神助，天亮能完工，每每能交差。
当然，这也没有什么可得意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我时常会有一些羞愧之感：三五千字的稿子，用整整一夜的时间，功夫是下了，苦是吃了，但不都是因为本领不够吗？这样的一种自省，源于我与我的一位堂伯父的对话。堂伯父是乡镇医院的医生，也是村子里不多的文化人之一。有次我回老家时与他聊天，他问我的工作都做些什么，我就着重把写稿子的事如此这般地介绍了一番，可能是渲染了如何难、如何苦的缘故，堂伯父便以很不屑的语气说道：“没得水平啵！要是有水平的话，喝喝茶、抽抽烟，三下两下就写出来了。”这番话虽然让我很尴尬，但又确实是大实话，后来我也一直以此警示自己。
本事不够就只能多下功夫、多吃苦，以勤补拙。但话又说回来，谁的本事也不是天生的，只要不是天资太差，吃苦受累总是与长本事成正比的。当初也正是在一次次“没有退路”的情况之下，我获得了许多有益的体验，这就是，自主思考、自由发挥、自觉把握。无论是思想观点上，还是语言文字上，从一开始就摆脱了“秘书秘书、秘密抄书”的窠臼。
三
做了三年左右区长秘书，我被调到市委办公室，做了为市委书记写稿子的文字秘书。如果说做区长秘书的三年是我初入文字工作这个行当的前半段，那么进入市委办的头两年可以算作初入行的后半段。与区里相比，市里的“庙”变大了，层级也多了，我实际上成了一个初稿起草者，初稿写出来后，自然要经过主任、秘书长修改把关后才能到书记手上。但我在区里时形成的意识和习惯却改不过来：总是感到稿子是要直接给领导用的，总是认为自己手上出去的是“终端产品”，因此也总是把初稿当作定稿来写。
到市委办的最初年把时间里，有两篇讲话稿的起草现在还有些印象，那也可算是进入“新山门”的亮相之作。
一篇是市委书记在一个经济协作洽谈会上的致辞。当时各地之间的经济协作活动比较活跃，记得市里还有“经济协作委员会”这个机构。那次是与上海的某个区搞活动，按常规市委书记的致辞无非是介绍介绍情况、说说客套话、讲讲加强两地合作的愿望和提议。这些内容，我在起草致辞时自然不会丢掉，有所不同的是，我设身处地引入了两个元素，竭力增强语言活力和情感色彩：一个是季节的元素，以时值初夏之际的描述，烘托场面的热烈；一个是市委书记也是上海人的元素，以一段家乡情结的抒发，表达内心的真诚。这样一来，致辞就不完全是“大路货”，而有些个性化了。记得这个稿子交给分管领导后，他看了有点兴奋，拿着稿子转了几个房间，边给几个资历比我老些的笔杆子看，边说：“这小子可以呢！”
还有一篇是市委书记在市团代会上的讲话。共青团开代表大会是五年一次，很隆重，市委书记必到会讲话。这类稿子的核心在于要有鼓动性和感召力，但我起草那篇讲话时，似乎进入不了状态，说老话不甘心，语惊人又很难为。大概在家里熬了两三天，自己跟自己较劲，非得让这稿子出彩。过程尤为痛苦，焦躁难耐时使劲用笔头戳稿纸，弄折了一支圆珠笔。但交稿后的事实证明，那苦没有白吃，市委副秘书长将稿子交给书记时在上面写了一大段话。这么多年过去了，那篇稿子里写了些什么我一句都记不得了，那位副秘书长的签批我却可以一字不落地复述。他是这么写的：“×书记：此稿系×××一人撰写，我一字未改，因觉得很好，特呈您阅示。”这位赏识部下、不为己揽功的上司，让我一直心存感念。我也知道，他这么做，除了有胸襟外，更重要的是有底气，他原本是市委书记的秘书，才华、文笔也是市委书记最赏识的，他已不需要再证明自己。
这些陈年旧事，本已像风一样在岁月里消逝。这么多年后再把它们钩出来叨叨，不是为了体验艰辛，不是为了享受回忆，不是为了证明现在，而是想和现在初入这个行当的同志们分享：文字工作尤其是起草领导讲话这个行当，一茬一茬的笔耕者生生不息相接续，从“新手”成为“硬手”，都是一点一点积累、一步一步过来的，如果没有写过百把篇稿子、熬过几十个不眠之夜，笔杆子是硬不起来的，“金刚钻”也是炼不成的。
文章来源：《秘书工作》2015年第1期
写作的正倒两个“金字塔”
东方亮
把一篇稿子铺用金字塔来打比方的话，塔尖是立意，棱边是架构，底座是文字。立意这个顶点的设定，决定了讲话稿是巍峨的山岭，还是低矮的土丘。因此，讲话稿的起草绝不单是文字语言的问题，更为本质的是思想水平、思维层次的问题。
为便于说事，先举两个例子，都是本世纪初我在市委办公室负责起草领导讲话时的故事。
一个是市委书记在全市“人民奖章”荣誉称号授予大会上的讲话。上世纪90年代后期，市委为了表彰先进，激发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热情，专门设立了“人民奖章”，授予各条战线上的杰出贡献者。该奖每两年评一次，程序很严格。获奖人数控制得很少，所以大家对这枚奖章看得很重。每次授奖大会都很隆重，市委书记会在颁发奖章后讲话。
我负责起草讲话稿的那次大会已经是第三次。这稿说好写也好写，因为前面有两个“范本”，主要是对获奖者予以充分肯定，将他们的精神归结个几条，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要说不好写，则在于如何不去嚼别人嚼过的馍，写出新意来。
那一次我是沿着有新意的路子去写的。当时一个重要的背景：新任市委书记来自相对发达地区，带来许多新的发展理念和思路，且正在为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所接受；市情实际和全市上下的工作状态、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民心士气高涨。这些都促使我琢磨着如何找到一个“点”，使这种好的状态得到进一步的聚合、激发、提升。我感到此次授奖大会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我跳出了原来的套路，先从荣誉称号切入，然后提出“城市荣誉”的概念并作阐释，进而号召为创造共同的城市荣誉而奋力拼搏。讲话稿有三四千字，分三个层面：
第一层，简要开场并兼顾一些常规的必备要素后，便笔锋一转，写道：“此时此刻，当我们把荣誉和鲜花给予获奖者的时候，我们不仅感到他们确实是以其艰苦的努力和非凡的作为而无愧于这枚奖章，更应看到在成功的背后，有着许多深刻的启示。”什么启示呢?分述了三条：“第一，这说明：金色的奖章，饱含着心血和汗水”；“第二，这说明：有为才有位，有为必有位”；“第三，这说明：我市是一方大有可为的热土，是一个充满成功希望的城市”。显然，这是逐步往我所设计的“核心点”在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