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体会】培育发展新动能的财政政策选择

培育发展新动能的财政政策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要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发展新动能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其宏观调控职能，加大对新旧动能转换重点领域和行业的支持力度，积极培育产业新优势和经济增长新动力。 　　培育发展新动能面临的挑战 　　基于需求变动的发展动能后劲不足。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原生动能。长期以来，在“三驾马车”主导的需求管理范式下，我国形成了由高投资、高外向度和消费支撑的需求侧动能体系。近年来，随着投资边际效益递减、外部需求动力收缩、供需严重不匹配等结构性矛盾的凸显，以“大投大放”式投资、“大进大出”式出口和中低端消费为代表的传统外延式需求动能发展后劲不足。从表征来看，虽然当前消费占GDP的比重有所提升，但总体上我国需求结构仍然由高投资主导。在粗放式强投资刺激政策被抑制、供给管理范式凸显的现实约束下，我国经济发展应多方发力强化开放带动，多措并举提升投资质效，多管齐下激发消费新需求，通过优化内外拉力，加速培育新旧动能转换的需求新体系。 　　基于要素供给的发展动能约束凸显。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动能。长期以来，在高投资主导的总量扩增发展模式下，我国依靠劳动力、资本、土地、自然资源等要素的扩张性投入，支撑着GDP的快速增长，以低技术为特征的要素驱动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动能。当前，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资源环境“紧”约束凸显以及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刚性存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传统成本优势趋于式微，经济发展对要素动能由“量的依赖”转向“质的提升”，以新知识、新技术、新模式、高端人力资本等新要素为代表的内涵式要素供给，正成为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支撑力量。 　　基于产业供给的发展动能亟待升级。产业是经济发展的供给端动能。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偏重、产业链条较短、价值链层次偏低，传统产业比重大、新兴产业不发达，与国际科技和产业变革趋势相比，新旧动能转换相对滞后。突出表现为：传统产业“智慧化”深度不足，基础产品、高耗能产品和普通产品产出高，高端产品比重明显偏低;以新经济为代表的“智慧产业化”速度迟缓，龙头企业匮乏;产业体系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模式粘合不力，产业跨界融合力度偏弱;品牌建设投入不足，高端品牌“凤毛麟角”。在新常态下，我国应当做好去过剩产能与补产能短板的双重任务，以“四新”促“四化”，力促供给侧结构动能优化升级。 　　基于制度供给的发展动能迫需改革。制度是经济发展的规则动能。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化为基本取向的改革，释放了长期被计划经济体制所“捆绑”的生产力，促成了我国经济近40年的高速增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导向的制度改革，廓清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和基本路径。其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以有效市场为基础，确立约束政府“攫取之手”的限权规则体系，以市场失灵为指向，确立规范政府“扶助之手”的授权规则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当前制度层面动能转换的重头戏。 　　财政支持培育发展新动能的政策定位 　　在目标定位上，要明确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对培育发展新动能的支撑、引导与保障作用，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在市场有效领域，财政政策应有序退出、避免扭曲;在市场失灵领域，财政政策应精准发力、有效介入;在风险防范上，应以分类分级、权责明晰为原则，按照动能转换风险点的不同类型和特点，建立应对准确、化解有力的财政保障机制。 　　从供给侧角度来说，要对产业“存量变革”与“增量崛起”双向施力。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核，供给侧动能转换是结构调整的重头戏。在基本着力点上，财政应瞄准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领域和薄弱环节，对产业“增量崛起”与“存量变革”双向施力，以“去、保、扶”的协同政策体系，通过有保有压、有扶有控的结构性发力，力促供给体系新动能迸发。一是在存量优化上，打好传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