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鲜明讲政治专题党课1

旗帜鲜明讲政治专题党课 共产党员要自觉讲政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都始终把党摆在心头正中，始终把准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保持政治清醒，严守政治纪律。 　　然而，有些同志对以前过分讲政治（停工停产闹革命，踢开党委闹革命）心有余悸，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几十年后继续避谈政治，甚至在一些别有用心的外人蛊惑之下，犯了政治冷漠症，信奉政治虚无主义。其实不讲政治本身也是一种政治，只不过这不是中国共产党所讲的政治，而是别人希望的政治。 　　一、正常的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讲政治 　　西方的政治内涵源于古希腊人的堡垒或卫城，同“乡郊”相对。后世对卫城综合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而赋予其“邦”或“国”之意。城邦即政治，城邦学就是政治学。 　　参与城邦生活的公民在他的一生中有两个明显不同的生活层次，即家庭和城邦。亚里士多德指出，在程序上家庭虽然先于城邦，但在本性上却后于城邦，因为家庭属于城邦，每一个隔离的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共同集合于城邦才能满足生活需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是一种政治动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这里所说的“人”即城邦中具有自由人身份的公民。在雅典，所谓公民即年满21岁的男子，妇女、奴隶、外邦人和未成年人不属于公民之列。 　　家庭的运作由一系列隶属关系所组成，即妻子从属于丈夫、子女从属于父亲、奴隶从属于主人。因此家庭是一个自然共同体，在这里是没有自由可言的，人在这一领域内的活动并不是人的本质活动。家务管理技术包含三项要素，即管理奴隶的技术、运用父权的技术，以及运用夫权技术。 　　与家庭不同，城邦这一更为高级的政治组合则是基于某种“契约”，它志在使人趋向善良，成为优良的动物。城邦的原则是正义，由正义而衍生出礼法，而正义恰是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因此，古希腊人所理解的政治，首先意味着在城邦内部服从法律，在成员之间的关系中去除暴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一再强调：政治关系之所以不同于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和主奴关系，是因为它所体现的是自由平等的主体之间轮番而治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这种政治关系意味着，只有在政治领域中，人的最高能力才能展现，才能实现某种超越本能的自由，或者说，自由只能存在于政治生活当中。人生的最高意义就在于，在政治活动中去实现他的最大自由。 　　与家庭和城邦分别对应，主人的权威异于政治家的权威，家政学也有别于城邦（政治）学。政治家的治理对象是自由人，主人管辖的则是奴隶。家务管理由一个君主式的家长掌握，各家家长以君臣形式统率其附从的家属，政治家所执掌的则是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付托的权威。 　　中国古代是将“政”与“治”分开使用的。“政”在古代有四种含义：一是制度与秩序，如“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启以夏政，而作禹刑”等；二是施政的手段之一，与“礼”“乐”“刑”并列的一种统治手段；三是统治者的修养和教化，如孔子说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政，孰敢不正”，“政”在这里是一种符合礼仪道德的修养和教化；四是君主和大臣的政务活动，如《宋史•欧阳修传》载：“其在政府，与韩琦同心辅政”。“治”在中国古代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安定和谐的状态，如“天下交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二是指统治、治理或管理活动，如“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从以上关于“政治”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是没有西方意义上“政治”的，尤其是没有古希腊意义上的政治。略微能够体现出政治特征的“政”字在古代也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含义，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君主和大臣的统治，但是这种统治不是纯粹的管理，而是上承天命而行的抚民和安民活动。在这种政治活动中，替天行道的善政，就是通过 “修齐治平”和“礼乐刑政”达到“内圣外王”天下和谐的至善境界；恶的政治，就是在统治中对天道的偏离。 　　所以，相对于古希腊的政治